2026 年度引文桂冠奖（生理学或医学领域）
揭晓时间｜2026 年 9 月 17 日（科睿唯安）
获奖人数｜全球 22 位，分布于 7 个国家和地区
GLP-1 获奖者｜Daniel J. Drucker、Jens Juul Holst、Svetlana Mojsov
获奖理由｜发现并鉴定 GLP-1，系统阐明其生物活性机制
历史命中率｜自 2002 年设立以来，已有 89 位得主获诺贝尔奖
引文桂冠奖由科睿唯安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基于 Web of Science 引文数据遴选，被誉为「诺奖风向标」。
Drucker 在获奖感言中表示：「GLP-1 药物的研发历程，印证了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蕴藏的强大力量。这项研究始于探究肠道激素如何调控人体代谢，最终转化而成的疗法改善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活。」[1]
对于临床开发从业者而言，这一奖项的意义远不止于学术荣誉。它标志着 GLP-1 从一个基础科学发现到全球最热门临床开发领域的完整转化链条，获得了「诺奖级」的权威认可。
一、从「肠促胰素效应」到受体激动剂：靶点验证的漫长马拉松
GLP-1 的研究始于对「肠促胰素效应」的探索——口服葡萄糖比静脉注射葡萄糖更能刺激胰岛素分泌。这一现象最早由 McIntyre 等与 Elrick 等两组研究者于 1964 年分别证实[3]。GLP-1 的序列于 1983 年由 Bell 等从胰高血糖素前体基因（proglucagon）中鉴定并命名；而其真正的生物活性形式——GLP-1(7-37) / GLP-1(7-36) amide——则由 Mojsov 与 Holst 等团队于 1987 年确认为肠促胰素[4,5]。从 1987 年到 2005 年首个 GLP-1 受体激动剂（艾塞那肽，Exenatide）获 FDA 批准，转化周期约十八年[6]；此后司美格鲁肽和替尔泊肽相继成为全球重磅药物。
GLP-1 从发现到商业化的关键节点
1964 年｜「肠促胰素效应」被证实：口服葡萄糖的胰岛素反应强于静脉注射
1983 年｜Bell 等从 proglucagon 基因中鉴定并命名 GLP-1 序列
1987 年｜Mojsov / Holst 等确认 GLP-1(7-37) 为具胰岛素促泌活性的肠促胰素
2005 年 4 月｜FDA 批准艾塞那肽（Exenatide / Byetta），首个 GLP-1 受体激动剂
2010 年｜FDA 批准利拉鲁肽（Liraglutide），每日一次剂型
2017 / 2022 年｜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相继获批，进入减重与多适应症时代
临床开发启示：GLP-1 的案例表明，基础科学的突破往往需要数十年才能转化为临床疗法。对于临床研究服务方而言，这意味着在评估早期项目时，需要具备长周期视角——一个靶点的科学价值，不应仅以短期的临床进展速度来衡量。同时，GLP-1 从糖尿病到肥胖症、再到 NASH、心衰、慢性肾病的适应症拓展路径，展示了「核心靶点 + 多适应症延伸」的临床开发策略价值。
二、心血管结局试验（CVOT）：从「降糖」到「降风险」的证据升级
GLP-1 受体激动剂的临床开发历程中，心血管结局试验（CVOT）是关键的转折点。2007 年罗格列酮心肌梗死风险争议引发国会调查后，FDA 于 2008 年 12 月发布指南，建议所有新型降糖药在上市前排除不可接受的心血管风险（以 95% 置信区间上限排除风险比 1.8 为界，上市后需排除 1.3）[7]。指南原文用的是「should」（建议），并允许以 2/3 期试验的 meta 分析作为默认路径；但在实践中，2008 年之后获批的每一个新型降糖药几乎都开展了专门的心血管结局试验[8]。这一监管要求，意外地成为了 GLP-1 类药物展示心血管获益的平台。
CVOT 的设计和执行是大规模、长周期、高成本的临床研究工程。对于计划进入代谢疾病领域的申办方，心血管终点事件的 adjudication 流程、中心实验室的标准化、以及长期随访的患者保留策略，是临床运营的核心挑战。
CVOT 的设计需要与监管机构在 III 期启动前就终点选择和统计假设达成一致，否则可能导致试验无法支持标签扩展。
FDA 指南对上市前 / 上市后的风险比排除阈值（1.8 / 1.3）有明确区分，方案设计时应将这一分层要求前置到统计假设中。
LEADER（利拉鲁肽）、SUSTAIN-6（司美格鲁肽皮下注射）、REWIND（度拉糖肽）等试验相继证实了 GLP-1 受体激动剂在降低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3-point MACE，即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非致死性卒中）方面的获益，风险比分别为 0.87、0.74 和 0.88[9]。后续的 Harmony Outcomes（albiglutide）和 SOUL（口服 semaglutide）等 CVOT 进一步丰富了 GLP-1 的心血管证据。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分子的获益驱动因素并不一致——REWIND 的获益主要由卒中驱动，而 Harmony 与 SOUL 则主要由心肌梗死驱动[10]。这一差异目前仍属于试验层面的观察，尚不能直接推导为药物类效应差异。
三、肥胖症临床试验的终点标准化：从 BMI 到生活质量
GLP-1 类药物在肥胖症领域的成功，推动了肥胖症临床试验终点体系的演变。从早期的体重百分比变化，到 BMI 分类改善，再到患者报告结局（PRO）如生活质量、身体功能、心理健康等维度的纳入，肥胖症试验的终点设计正在变得更加以患者为中心。
主要肥胖症试验终点演进
共同主要终点｜体重自基线变化百分比 + 减重 ≥5% 的受试者比例
关键次要终点｜减重 ≥10% / ≥15% / ≥20% 的受试者比例、腰围变化
PRO 量表｜IWQOL-Lite-CT 身体功能复合评分、SF-36v2 身体功能域
安全性终点｜TEAE、因不良事件停药率
长期性要求｜FDA 指南草案要求证明在维持剂量期间至少 1 年的持续减重
SURMOUNT-1 同时采集 IWQOL-Lite-CT 与 SF-36v2 作为次要终点，被认为是当前主流设计的代表之一。
肥胖症试验的 PRO 设计需要与支付方的价值判断对齐。如果一款减肥药物只能展示体重下降，但无法证明生活质量的改善或并发症的减少，其报销前景将受到限制。
SF-36、IWQOL-Lite 等标准化量表的选择，以及 PRO 数据在注册申报中的定位，需要在方案设计阶段就明确。
FDA 近年对肥胖症试验的建议已扩展到身体功能与神经精神结局（如 PHQ-9、C-SSRS），申办方应主动将 COA 选择与监管预期对齐。
四、口服 GLP-1 的临床开发挑战：生物利用度与安全性监测
从注射剂到口服制剂，GLP-1 类药物的临床开发面临生物利用度低、胃肠道副作用管理、以及患者依从性等独特挑战。口服司美格鲁肽（Rybelsus）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获 FDA 批准，成为首个口服 GLP-1 受体激动剂[11]，其采用 SNAC 吸收促进剂实现胃黏膜吸收。
口服司美格鲁肽（Rybelsus）关键参数
批准时间｜2019 年 9 月 20 日（FDA）
绝对生物利用度｜约 0.4% – 1%
给药要求｜空腹、每日首次进食前至少 30 分钟、不超过 4 盎司清水（约合120 mL，超出会显著降低吸收）
剂量递增｜3 mg（1 个月）→ 7 mg → 14 mg，逐级递增
吸收促进剂｜SNAC（salcaprozate sodium）
严格的空腹服药要求和剂量递增方案，反映了多肽类药物口服递送的工程难度。
口服 GLP-1 试验的设计需要特别关注给药方案的依从性监测、胃肠道不良事件的管理策略、以及食物-药物相互作用的评估。
口服制剂的药代动力学变异性可能比注射剂更大（暴露量随体重升高而下降），需要在早期临床阶段进行充分的剂量探索。
非肽类小分子口服 GLP-1（如 orforglipron：中文名奥格列隆，商品名Foundayo，2026年4月获FDA批准）已不再需要空腹服用限制，这一技术路线的迭代正在重塑后续试验的设计假设。
行业影响分析：GLP-1 获奖对临床开发格局的三个信号
信号一：代谢疾病领域的临床开发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引文桂冠奖的认可，将进一步提升 GLP-1 领域的资本关注度和临床开发热度。目前，全球已有数十个 GLP-1 相关候选药物处于临床阶段，覆盖口服小分子、双靶点 / 三靶点激动剂、以及与胰岛素 / 胰淀素的联合疗法。对于临床研究服务方而言，这意味着代谢疾病领域的中心资源竞争将更加激烈，具备 GLP-1 试验经验的临床中心和研究者将成为稀缺资源。
信号二：GLP-1 的适应症拓展将推动更多「篮子试验」设计。从糖尿病到肥胖症，再到 MASH、心衰、慢性肾病、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GLP-1 的适应症探索正在加速。这种「同一靶点、多疾病领域」的开发模式，需要篮子试验（Basket Trial，同一靶点/药物，测试多个不同疾病（如GLP-1在糖尿病、肥胖、MASH、心衰中的并行探索））的设计能力，以高效评估药物在多个适应症中的潜在获益。
信号三：基础科学与临床开发的「转化鸿沟」需要更系统的桥接。GLP-1 从 1987 年确认生物活性到 2005 年首个药物获批，用时约十八年，其中基础研究与临床开发之间的转化效率是核心瓶颈。对于临床研究服务方而言，这意味着早期临床阶段的科学严谨性和转化医学能力正在成为差异化竞争的关键——不仅仅是执行试验，更是帮助申办方设计正确的早期试验来验证靶点假设。
综合观察：基础科学的「诺奖级」认可，最终要在临床开发中兑现
引文桂冠奖的表彰，是对 GLP-1 基础科学价值的确认。但这种力量的最终兑现，取决于临床开发能否将基础科学的发现转化为可注册、可报销、可及的治疗方案。
对于临床研究服务方而言，GLP-1 的故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一个靶点的成功，不仅是科学问题，更是临床策略、监管路径、支付方证据和供应链能力的系统工程。从 CVOT 的设计到 PRO 的标准化，从口服制剂的生物利用度挑战到多适应症的篮子试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专业的临床开发能力来支撑。
一句话总结
科学创意只是起点，将创意转化为可注册、可商业化数据的临床执行能力，才是穿越周期的核心竞争力。
附：2026 年度引文桂冠奖获奖全名单
2026 年度引文桂冠奖共 22 位得主，来自 7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16 位任职于美国，加拿大、丹麦、以色列、日本、中国内地、瑞士各 1 位[1]。以下按奖项所属领域分组列示。
生理学或医学领域（7 位）
GLP-1｜Daniel J. Drucker（加拿大 · 多伦多大学 / 西奈健康中心 Lunenfeld-Tanenbaum 研究所）
GLP-1｜Jens Juul Holst（丹麦 · 哥本哈根大学帕努姆研究所）
GLP-1｜Svetlana Mojsov（美国 · 洛克菲勒大学）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James G. Fujimoto（美国 · 麻省理工学院）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David Huang（美国 · 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凯西眼科研究所）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Eric A. Swanson（美国 · 麻省理工学院）
免疫黏附受体｜Timothy A. Springer（美国 · 波士顿儿童医院 / 哈佛医学院）
获奖理由：① 发现并鉴定 GLP-1，系统阐明其生物活性机制；② 研发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成像技术；③ 发现免疫系统关键黏附受体。
物理学领域（5 位）
有机发光二极管｜安达千波矢 Chihaya Adachi（日本 · 九州大学 OPERA 研究中心）
有机发光二极管｜Stephen R. Forrest（美国 · 密歇根大学）
有机发光二极管｜Mark E. Thompson（美国 · 南加州大学）
磁电多铁性材料｜Nicola A. Spaldin（瑞士 ·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薛其坤（中国内地 ·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教授）
获奖理由：① 磷光有机发光二极管（PHOLED）与热激活延迟荧光（TADF）的开创性研究；② 室温磁电多铁性材料的基础理论突破；③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观测。
化学领域（6 位）
自组装单分子层｜David L. Allara（美国 ·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材料研究所）
自组装单分子层｜Ralph G. Nuzzo（美国 ·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自组装单分子层｜Jacob Sagiv（以色列 · 魏茨曼科学研究所）
蛋白质长程电子转移｜Harry B. Gray（美国 · 加州理工学院）
蛋白质长程电子转移｜Jay R. Winkler（美国 · 加州理工学院贝克曼研究所）
精准基因编辑｜David R. Liu 刘如谦（美国 · 哈佛大学 / 布罗德研究所 /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
获奖理由：① 自组装单分子层（SAMs）技术；② 深化对蛋白质长程电子转移机制的认知；③ 开发碱基编辑与先导编辑等精准基因编辑技术。
经济学领域（4 位）
信息技术的经济学｜Susan C. Athey（美国 ·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
信息技术的经济学｜Hal R. Varian（美国 ·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荣休教授，谷歌前首席经济学家）
货币政策｜Michael D. Woodford（美国 · 哥伦比亚大学）
经济动态与组织行为｜Sidney G. Winter（美国 ·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获奖理由：① 信息技术经济学的开创性分析；② 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贡献；③ 受演化理论启发研究经济动态与组织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引文桂冠奖的设立目的并非预测特定年份的诺贝尔奖得主，而是表彰研究工作达到诺奖水准、值得全球认可的科学家。2026 年诺贝尔奖将于 10 月 5 日至 12 日陆续揭晓。
参考文献
[1] Clarivate. Clarivate Reveals Citation Laureates 2026 Recognizing Transformative Scientific Breakthroughs.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17, 2026.
[2] Clarivate. Citation Laureates 2026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2026.
[3] McIntyre N, Holdsworth CD, Turner DS. New interpretation of oral glucose tolerance. Lancet. 1964;2(7349):20-21. 参见 Elrick H, Stimmler L, Hlad CJ Jr, Arai Y. Plasma insulin response to oral and intravenous glucose administration.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1964;24:1076-1082.
[4] Bell GI, Santerre RF, Mullenbach GT. Hamster preproglucagon contains the sequence of glucagon and two related peptides. Nature. 1983;302(5910):716-718.
[5] Mojsov S, Weir GC, Habener JF. Insulinotropin: glucagon-like peptide I (7-37) co-encoded in the glucagon gene is a potent stimulator of insulin release in the perfused rat pancreas. J Clin Invest. 1987;79(2):616-619.
[6]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Exenatide (Byetta) approval. April 2005.
[7]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Guidance for Industry: Diabetes Mellitus — Evaluating Cardiovascular Risk in New Antidiabetic Therapies to Treat Type 2 Diabetes. December 2008.
[8] Cefalu WT, Kaul S, Gerstein HC, et al.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Trials in Type 2 Diabetes: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Diabetes Care. 2018;41(1):14-31.
[9] Marso SP, Daniels GH, Brown-Frandsen K, et al. Liraglutide and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in Type 2 Diabetes (LEADER). N Engl J Med. 2016;375(4):311-322. 参见 Marso SP, Bain SC, Consoli A, et al. Semaglutide and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SUSTAIN-6). N Engl J Med. 2016;375(19):1834-1844. 及 Gerstein HC, Colhoun HM, Dagenais GR, et al. Dulaglutide and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in type 2 diabetes (REWIND). Lancet. 2019;394(10193):121-130.
[10] Bhandari M, Srivastava K, Shama N. Harmonized Meta-Analysis of GLP-1 Receptor Agonist Cardiovascular Outcome Trials: Consistent Reduction in 3-Point MACE. J Am Coll Cardiol. 2026;87(13_Supplement):A275.（会议摘要）
[11]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Rybelsus (semaglutide) tablets, for oral use — FDA-approved labeling and Clinical Pharmacology Review (NDA 213051). September 2019.
[12] Novo Nordisk. EVOKE and EVOKE+ phase 3 trials of oral semaglutide in early Alzheimer’s disease: primary endpoint not met. 2026.
撰文：郑叶敏
